来源：摘自《一个革命的幸存者——曾志回忆录》配资炒股大全
作者：曾志
01
一九六六年五月底，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。回来后，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，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，心情显得相当沉重。
第二天午饭时，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，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。
果然，沉思了一会儿后，他终于开口了：
“曾志，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。”
“让你做什么？”我感到很意外，忙问。
“中宣部部长。”他回答。
“你不合适，宣传部部长要由理论、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，你胜任不了。”我断然否决。
陶铸点点头，很认真地说：
“是呀，我不太适合。”
“那你就向中央辞掉。”
“不行，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，兼文办主任，辞是辞不掉的。为这事，我已经考虑了很久，也想得很多，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，那就去吧！”
事已如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。又问：
“那你什么时候去？”
“交代一下，六月初就去，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。”
此后，我们再也没说什么，他整天忙忙碌碌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，精神不好，也无心过问。‘再说，我们素来谈话简短，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，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，尤其是他。
六月一日，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。我没有跟去。
到了七月初的一天，由于身体过于虚弱，突然休克，脉搏每分钟三百来次，发烧三十八度达二十多天。刚退烧，陶铸来电话，要我去北京养病。
我想，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，一个人待在广州冷冷清清的，不如去他那里，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。于是九月十日那天，我向省委请假，准予去北京休养三个月。
下了飞机，出乎我的意料，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，这是我们结合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。
以往北京的九月份，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，而此刻，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打搅了。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，搞“四大”，破“四旧”，揪“走资派”，斗“反动学术权威”:不仅触及人的皮肉，还要荡涤人的“灵魂”。
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，一股不安袭上心头：这场运动，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？
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窗外的情景，很少吭声，一直到驶抵目的地时，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（即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所在地），住进中南海杨尚昆的房子。杨尚昆调广东工作，家已搬走。
陶铸情绪很好地说：
“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，一天两元钱标准，太贵了，你来了很好，我们可以自己开伙。”
他这个人，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。
车开进中南海，拐进了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巷子里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。
我迈进了新家，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。这所住宅，不算宽敞，但挺精巧。主房只有三间，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，一半做客厅兼餐厅，另一半是书房，两侧各一间卧室。室内陈设简单，但很实用。
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。再往前走几步，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，因为迂曲回旋成了“万”字，因此得名为“万字廊。
荷花池很大，长满了荷花和睡莲。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，十分可爱。
陶铸说，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，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内，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。
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，如：中宣部、中组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卫生部、体委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社、出版局、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。
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。那里人来人往，电话铃响此起彼伏，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。
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，大学生又插手进行“煽风点火”，因此，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或半瘫状态。
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，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，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，向他们解释党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方针政策，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。
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，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，有些还是老朋友，他们绕过“中央文革小组”，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“走资派”，揪斗干部群众，抢砸档案材料，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。
此外，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、教师。要参加中央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；每隔几天，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（后来才知道，主席是分开听周总理、陶铸和某、陈伯达的汇报的）。
总之，“文革”时期，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“天下大乱”，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。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。
陶铸说，这几个月，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。
陶铸、曾志
02
大约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，我发现陶铸的眼神，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，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；或者背着手，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，眼神阴郁，面色铁青。
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，引起了我的关注，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总是简短地回答：“没什么！”他什么也不肯说。
说实在的，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，哪怕把我当做一名普通的同志，彼此也应该交流思想。
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，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，发现确实有些异样，例如：
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把曹轶欧（康生之妻——编者注）派到陶铸这里“协助工作”，把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负责的某个部门中去。
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，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，但当时，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。
有一天，陶铸给汪东兴打电话，说周扬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，住中宣部不安全，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。
汪东兴用质问的口气问道：
“怎么，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？”
“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，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，但身体还应该照顾，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。王明住过的房子，现在不是空着吗？”陶铸解释说。
“好吧，跟他们商量一下吧！”电话里，传来汪东兴的回答。
我心里暗自纳闷，前些日子，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，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配资炒股大全生硬呢？
我还观察到，近来，每当“中央文革小组”通知陶铸去开会时，他总是面有难色，纵使去也极不情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我还奇怪，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，改穿便服了呢？
有一天，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，我同蔡大姐（蔡畅，李富春之妻——编者注）坐在一起。江青走过来，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，但对我却理也不理，仿佛没看见似的。
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，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，我都要尽地主之谊，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。但是，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？
1958年在广州。右起：毛泽东、曾志、江青、陶铸。
十一月份，主席下达指示：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。
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、那样忙，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，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，在这种时候，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，下到地方上去呢？
以上种种迹象，都是些不祥之兆啊！
而最为明显的信号，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，江青的一段讲话：“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、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……”
连陈伯达、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，却唯独没有提陶铸。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，在文艺界的大会上，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，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、造反派们宣布：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。
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XX，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。他来京后，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，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，整整用掉了六十张大字报纸。
有人抄下，我借来看过，完全是胡说八道，荒唐之极。
例如陶铸在《革命的坚定性》一文中写道：
“……当风雨过后，当浪涛退后，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，指向青天，面对大海。”
而陆XX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：
“面对大海，就是面向台湾；指向青天，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，就是向往蒋介石。”
真让人啼笑皆非。
耳闻自睹这种异常的现象，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，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，即将来临。我做了思想准备，并告诫女儿：
“你爸爸在中央工作，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，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。”
她太单纯，怎么也领会不了“粉身碎骨”这几个字的含意，还责怪我言过其实，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。
陶铸、曾志和陶斯亮
03
在“四人帮”时代，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，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了，就又落入他们设下的新陷阱中。
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（即十二月三十日），已经是晚上十点，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“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”，突然狂放起来，强迫陶铸立即接见。
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，但是他们下通令，如果当晚不接见，就要全体绝食。不得已，陶铸只好去接见。
一进会场，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，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。
陶铸见状当即提出三点建议：
一是不要搞录音，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。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（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）。三是派出代表提问，集中回答问题。
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，一是非录音不可，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，三是任意提问。
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：
“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，而不是你接见我们。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，你必须老实回答！”
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，一点就着，此刻他强压怒火，严正地说：
“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，我是政治局常委，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。”
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，此时是有恃无恐的，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，陶铸那里肯依，冲突越来越尖锐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最后造反派居然“勒令”陶铸回答问题。
陶铸终于被激恼了，盛怒之下他宣布：
“你们这样强迫我，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？我以我个人的身份，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！”
他哪里知道，激他发火动怒，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，他落入了圈套。
造反派见激将成功，气焰更为嚣张，他们故意扩大事态，说陶铸压制群众，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，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。
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，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。他们身上带着枪，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，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。整个会场一片鼓噪，犹如鸦雀闹林。
此时，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和李富春等人，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，陈毅气得一拍沙发：
“我要保护陶铸同志！”
陈毅
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，不太冷静，因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个小时的“接见”后，陈毅和富春才放心离去，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。
据李一清说：“专揪”造反队的一位学生告诉他，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，与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取得了密切的联系。这样，他们的所做所为及险恶用心，也就昭然若揭了。
一九六六年的最后几天，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，灾难深重的中国，迎来了新的一年。
然而对于陶铸来说，一九六七年意味着终结。
一月四日晚上七点来钟，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，陶铸不在，于是一清告诉我说：
“今天下午五点钟，‘中央文革小组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‘专揪王任重造反队’，学生们回来后扬言一要把陶铸揪出来！”
对一清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，我这个一九二六年入党，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怎么也想像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，我也真是太天真了。
到晚上九点，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，突然大喊大叫：打倒陶铸！并且宣读了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接见的讲话内容。
与此同时，传单已四处散发，行动真够神速。
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，通栏大标题是“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”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“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，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，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。
他是‘中央文革小组’的顾问，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（某某插话：他独断专行），他独断专行，不但背着‘中央文革小组’，而且背着中央。
你们到中南局去，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，的确是有后台的，这个后台就是陶铸，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。
康生说：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，有材料就胜利了，这是策略。”
一直未归，我心情沉重地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片，足有三四千人，喧嚣的声浪，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。我茫然若失地来到陈毅家，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他说：
“大姐，你放心，他们这样搞，老陶也打不倒，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，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。”
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，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。哪里想到，这一面竟成为永诀！
直到深夜十二点多，陶铸才回来。我把情况相告，他竟全然不知。他说：
“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，会后总理、我、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。
总理同我商量工作后，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，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。‘中央文革小组’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‘专揪王任重造反队’，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，总理说：
“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，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。”
凌晨两点多钟，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，说“四人帮”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。总理说：
“我们分手后，我去给陈郁（广东省省长）打电话，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，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，陈伯达、江青、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，我没有听到。”
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，总理说：
“不清楚。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，主席曾问过我，某某说陶铸镇压群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，我说不是镇压群众，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，主席说：‘哦，是态度不太好。’也就再没讲什么了。”
最后，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：
“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在家休息，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，不要惹出麻烦。”
04
转眼到了十二月底。大约二十六七日，陶铸很晚才回来，面色阴沉，刚在饭桌旁落座，就十分严肃地说：
“曾志，告诉你一件事，今天中央开会，某某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，很严重。”
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！我反倒显得平静。
“某某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？”我问道。
陶铸愤愤地说：
“说来话长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，不过这次的事情，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。”
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，有水平，有能力，文化修养也高，人又潇洒，很得主席赏识，因此成立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时，他被调来担任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。另一副组长是某某，陈伯达任组长，康生、陶铸任顾问。
哪知任重来中央后，也和陶铸一样，与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其他几个人合不来。他们指责任重架子大，个人搞一摊子，干什么事都不与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其他人商量，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。
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和肝硬化，来北京工作后，由于劳累，心情也不舒畅，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，天天发低烧，脸色灰暗，一天天消瘦下去，到了十月份，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武汉的造反派，从任重儿子那里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，诗中称毛主席为“战友”、“兄长”（大意）。
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，大骂任重胆大包天，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！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。
“中央文革小组”不失时机地介人和控制了群众运动，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形成了对任重的合围阵势，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！
陶铸见状，很是着急，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，给主席写了个报告，建议任重辞去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职务，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，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。
主席在报告上批示：
“王任重同志是‘中央文革小组’副组长，要离开‘中央文革小组’，请政治局和‘中央文革小组’开个联席会，对任重提提意见。”
由周总理主持，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，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，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，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了。
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向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后，突然矛头一转，对准陶铸猛烈开火。先由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打头阵，然后张春桥、姚文元横扫，最后主将出马——某某、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。
这样周密的安排，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。
“中央文革小组”不管小的还是大的，个个板起面孔，恶声恶语地凶得不得了。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，保走资派是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”，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，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......如是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“那么，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？”我问道。
陶铸说，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，没有什么人发言，先念同志讲了两句，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，没有提路线错误；最后富春说了几句：“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。”
“你给主席的那份报告，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，你保得住他吗？”
“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得下去呢？身体又那样不好，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，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嘛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。”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。
这才是陶铸的本色！他是这样的人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我见他心情恶劣，便安慰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就只好正确对待吧。”
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，随时都可能被揪斗，被拉走。我望着陶铸，很平静很诚恳地说：
“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，两人生活在一起，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，有时甚至吵得很凶，但是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。”
然后，我去到蔡大姐那儿，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，回来后就闭门谢客，听候处置。
只隔了一天，陶铸回来，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：
“曾志，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，今天主席保了我！”
接着，他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那天上午，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陶铸一走进会议室，主席就冲他说：
“陶铸，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？”
接下去，主席又说，陶铸来中央后，工作是积极负责的，忙得很，做了许多工作。主席还批评某某太任性，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，未经中央正式讨论，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，随便批判，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。
会后，主席把陶铸留下，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，态度十分亲切。
“某某这个人很狭隘，容不得人，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。”主席说。并批评陶铸：“你这个人啊，就是说话不注意，爱放炮，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，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。”
谈到下去视察问题时，主席多少有些不满，问：
“你为什么还不下去？”
“近来事情太多，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，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，打算过几天就下去。”陶铸解释道。
“赶快下去才好，这次谭震林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就行了。”
主席说完话，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，大约有二十多个人，还指示陶铸：
“这些同志烧是要烧，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，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。”
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：
“你这次下去，要多听少说，多走、多看，遇事要谨慎，两个月时间不够，三个月也可以。”
最后，主席话题一转：
“你的那两本书，曾志寄给我，我都看过了。
《松树的风格》好是好，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，还是粮食主要。
在中南戏剧汇演上讲话时，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，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。”
主席的意思是，现阶段，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。
这样，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，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。他太天真了，事情仅仅是开始呢！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，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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